追溯“蒙古包”一词的来源，既非蒙语亦非汉语，而是来自满语。大约是在满族先人女真与蒙古族频繁接触的南宋前后，满语称“家”为“博”，将蒙古人的穹庐之家称作“蒙古博”，后才谐音为“蒙古包”。
从建筑学上讲，蒙古包是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草原建筑，是人类住居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；从文化上讲，蒙古包则是一座集纳草原文化的“特有容器”，甚至可称的上是一个“小宇宙”。
其中的科学与智慧，让我们从解读神奇的“圆”开始。
《敕勒歌》中的“天似穹庐”，语句倒置过来，即“穹庐似天”。的确，穹庐的几何外形酷似半球状的天穹。而且，已有很多研究证实，蒙古包里隐藏着很多与日月星辰的关联。
古人认为“天圆地方”，在人的视野中，天幕就像一个倒扣在大地上的半球，是为天穹、穹宇。
标准的蒙古包由陶脑、乌尼、哈那三大构件构成。
▲蒙古包主要构件示意图
太阳从陶脑照进蒙古包，光线依次在陶脑、乌尼、哈那及家具、毡毯上游动，且不同时间、不同季节，阳光的照射方位均不同。牧民将这样的位移规律记录下来，就成了一种“太阳历”，具备了天然的“日晷”功能。
▲蒙古包计时功能示意图
于是，当你在草原地区听到这样的说法时，就不足为奇了：
“太阳照到陶脑圈了”——说明太阳升起来了；
“太阳照到乌尼中间了”——说明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该将一早出去放羊的人换回来了，所以也叫“迎接羊倌的太阳”；
“太阳从包里出去了”——说明太阳即将落山了……
除了用作上述生活，草原民族还以十二生肖的蒙古包方位作为计时使用。东西南北各占两个生肖，四角各占一个生肖。
凌晨4时至6时，太阳开始照射至蒙古包上，一天从此开始，称为寅（虎）时；6时至8时，为卯（兔）时；8时至10时，为辰（龙）时；以此类推，至晚18时，即申（猴）时，太阳落山，白天的时段即告结束。
由此可见，蒙古包隐藏着一个“时钟”，时间在蒙古包内无声地运行着。
没有钟表的时代，草原上的人们在蒙古包内看“日晷”，出门就看身影，晚上则看月亮和星星。
这样，草原上的蒙古包，不仅为牧民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居所，还成为草原牧民与日月星辰对话的载体。通过这个载体，他们进一步认知天体运行规律，从中获知节气时令变化，安排起居生活及牧业生产，并借此表达他们对于“天穹”的敬畏。
如果说“天穹”与“穹庐”的关系，像两个球状体的立体相扣，那么，牧场、浩特（游牧营盘）与蒙古包的关系，则是另一种平面形态的“套圈”，成为类同心圆布局。
▲外圈套内圈的类“同心圆”示意图
牧场环绕浩特，因牲畜的不同习性而设置的远近不同。绵羊、山羊这些短腿动物距浩特最近，骆驼和马的牧场则较远，因为没必要每天都找回来，尤其是骆驼甚至可能在外放养长达半年之久。所以去到一户牧民家，理论上最先见到的是放养骆驼和马的人，再就是见到放牛的，最后才是羊倌。
农耕文化重“居”，最大的财富是固定的土地；草原文化重“游”，最大的财富是迁徙的空间。
既是不断迁徙，浩特的选址要求就因迁徙而变化。
如春季要接羔保育，天气也已转暖，草场可以开阔一些，但春季风大，选址要有利于防风防火；
夏季雨水大，蚊虫多，要选择地势略高的住处；
秋季风也大，则要降低地势高度，选择山谷为佳，且高地草枯较快，不利于抓油膘，应尽量选择优质草场，确保牲畜吃上最有营养的美味；
秋季风也大，则要降低地势高度，选择山谷为佳，且高地草枯较快，不利于抓油膘，应尽量选择优质草场，确保牲畜吃上最有营养的美味；
冬季则要尽可能选择背风向、向阳的地方。
但无论什么季节，传统的浩特都是向自然开放、与自然融合的。草原民族淡化家的概念，整个草原都是家，所以作为“家”的浩特并没有围墙，不像农业地区多是封闭的院落。
虽然没有围墙的约束，但浩特的空间有着明确的秩序安排。以蒙古包为统领的浩特由勒勒车、拴马桩、栅栏、棚舍等多种设施和粪堆、灰堆组成，这些设施所处的方位、布局及其与住居间的距离均反映着统一的规定与事先的考虑，而非随意的罗列。
如，拴马桩必须置于西北上风处，因为马寄托着草原民族的诸多情感，要将它放置在“上位”，而且，若置于下风向，则可能使污秽物污染马匹；
蒙古包的正南，夏天则一般会拴牛犊，且距包较近，这是为了方便照看。即便夏天吹南风，干净的牛犊也不会为蒙古包制造麻烦；
东面则是羊圈，因为羊圈有异味，所以将它安排在下风向。而且冬天小羊怕冻，若在上风向，刮风时容易“上垛”（互相压趴以取暖）导致小羊压死；
东南较远的地方放置垃圾和灰，同样是出于下风向考虑。
▲浩特布局示意图
在“大圈套小圈”的几何结构中，浩特的主角蒙古包，最宜搭建于背靠山坡、朝向视野开阔的地方，若面向河流则更视为“风水宝地”。
传统蒙古包的门一般朝向南偏东方向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按古代蒙古地区的区位方向来看，蒙古包朝向却是正南。据有关研究，古代蒙古方位与现代实测经纬方向相差45°左右，所以在传统蒙古族地区，若有人指路让你朝南走，或许指的却是东南方向。
选址确定后，接下来就是草原上最精彩的一幕了——蒙古包的搭建。
依据材料，蒙古包分为木制构件、毡制构件与绳索三大部分，分别起到框架支撑、覆盖遮蔽和衔接固定的作用。这些原料皆取材于自然。
依据功能架构，蒙古包主要包括陶脑、乌尼和哈那三要素：陶脑即圆形的木制天窗；乌尼杆是用木棍支撑的伞状包顶支架；哈那则是若干同样粗细、抛光后的木棍，用牛皮绳连接，构成可以伸缩的网状支架。
▲蒙古包构件。MehmetOZB/Adobe Stock/图虫创意
上述所有构件皆十分轻便，容易拆装。三五个熟练的牧民搭建蒙古包，只需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，妇女孩子也都可上阵。拆的时候更快，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
草原上有一种说法形容蒙古包搭建之快：熬茶的时候还在野地，喝茶的工夫已经坐在包里了。
▲插孔式蒙古包搭建流程示意图
拆建自如的蒙古包可谓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。或许，这就是最早的装配式建筑了。
对于一般建筑而言，地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结构，而蒙古包不需掘地三尺挖地基，对草原不构成任何破坏。也许有些人会很奇怪，这样一个没有地基的“漂浮物”，缘何能够安稳地“扣”在草原上，而不是被轻易吹走？
蒙古包又是由若干条看似简易的木条拼装而成，它又为何不会轻易散架呢？
这又是圆的魅力。其中蕴藏的诸多力学原理成就了这一奇迹。
▲看似简单的蒙古包隐藏着很多建筑科学
首先，蒙古包是球形建筑体与大自然的共舞。
在蒙古包的外部，光滑溜圆的造型接近流线型，风沙雨雪都拿它没办法。大风从任何角度吹过来，蒙古包与风向垂直的面积都很小，风只好从它两侧“灰灰溜”地走开。如遇恶劣的沙尘或风雪天气，浑圆的造型会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，上面的沙或雪会流走，仅在蒙古包的背风向位置形成新月形的堆积，难以将蒙古包埋没，也减轻了蒙古包的承重。
据有关资料，没有地基的蒙古包却能够抗住十级大风的侵袭。这一原理正如汽车，完美的符合流体力学的车身，将大大减小行车阻力。
▲浑圆的蒙古包有效减缓风沙冲击力
蒙古包也不怕大雨，陶脑上面铺有“帽子”——幪毡，覆被在下层围毡之上，围毡又层层包裹，使蒙古包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半球，雨水可以顺畅地从包顶顺流而下。而草原土壤松软，吸水性强，一般不会形成过深积水，且雨季时蒙古包会选择地势较高处搭建。
围毡本身也具备防水能力，传统的毡子必须用秋天羊脚下的毛。那是因为秋天羊毛油性大、不容易湿，又经过手工擀制，毡布密度高，防水性能更好。
在蒙古包的内部，同样上演着一场流体力学的经典应用。草原取暖生火，离不了蒙古包内的火炉。但无论是烧牛粪还是木柴或者煤炭，都不必担心烟尘的排放问题，即便是烧潮湿的粪砖，也不在话下。
火炉一般居蒙古包的中心，其上方即陶脑天窗。陶脑周围流动的空气会使其周边形成一个低压区，包内的烟尘就可以顺畅从陶脑处被“吸走”。
▲炉烟被“吸走”
其次，蒙古包又是球形建筑体与力量的博弈。
蒙古包就像一个“泡泡”，内部中空，承重似乎是一个巨大考验。其实，正如蛋壳虽薄却不容易握碎一样，蒙古包球形的结构可以巧妙地使外来压力均匀分散开来。
而且，乌尼杆和哈那条，虽然纤细，但可以完美地实现外力传导。陶脑和上部的重力，会自然分摊至几十根乌尼上，伞骨般的乌尼又呈辐射状传导至哈那上，哈那由具有弹性的红柳枝等材质织成可伸缩的网状支架，又将受力依次分散至地面。
据资料，一座普通蒙古包的最大承受力可达上千公斤。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四两拨千斤”。
另外，蒙古包结构中还存在一个神奇的黄金分割比例。包门的高度（约等于哈那高度）较矮，进门须欠身才可，它与整个蒙古包高度的比例约为1：1.5。也许是巧合，这个比值与黄金分割比例相差不多。
曾有民俗学的解释认为，欠身进包门是为了向成吉思汗行礼。但也有研究认为，从建筑稳定性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游牧部落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他们是在不断试验蒙古包受风与承压的基础上，才逐步改进到这个最佳比例的。
▲内蒙古博物馆展示的标准蒙古包/大辰
经验中的智慧，还包括根据季节和天气变化而灵活调整蒙古包的高度。
哈那能屈能伸的网状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比如，冬季搭建蒙古包，哈那要压扁一些，降低高度，减少对西北风的阻力，也有利于保暖；夏季则要将哈那抻高，同时撩起地脚，让风吹进包内，清爽通透。
来了大雨，可以将哈那绑得紧一些，更像“瘦高个”，方便雨水快速下流；来了大风，则为哈那适当松绑，变成略瘪的“小矮人”，风阻就会大大降低。
通过大球套小球、外圈套内圈，蒙古包在宏观上实现了天地的融合，在中观上也实现了科学的布局。让我们将视野进一步缩小，聚焦到更微观的蒙古包内部。
这里是一个半球体包裹的圆周，它是草原人的生活圣殿。在这里，草原人不仅赋予其神灵崇拜的深意，安排了尊卑高下的秩序，更实现了科学实用的功能分布。可以说，蒙古包是将民间习俗与实用性结合的最好的建筑空间之一。
周长相等的封闭几何形状中，以圆形的面积最大。这一“等周定理”在蒙古包内得到了极佳的印证。所以蒙古包看上去并不大，但内部很宽敞。
在这个圆周面积内，尽管各部落、各地域、各家庭的摆设不尽相同，但基本的空间划分与方位认同是一致的。
包内以火炉和陶脑横木为参照线，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空间：
火炉是蒙古包的中心，它是包内空间关系的纽带，也是一家的尊严所在；
北方为“神圣区”，西北方向最尊贵，也被视为神位，摆放供桌和佛龛（也有摆放在正北方位的），北边或空置或用来放置被桌等家具；
西边为男人位，地位略高，摆放马鞍、酸奶缸等男人生产用具（做酸奶在旧时为男人活计）；
东边为女人位，地位略低，摆放厨具碗架等女人生产用具；
南方为最低的“世俗区”，同时承担进门通道功能。
这样就形成了居者由北而南、由西至东的位次。如此空间关系，表达和编织了神圣与世俗、男人与女人、长者与晚辈、主人与客人的关系网。它具有较强的宗教和民俗考量，亦有科学与实用的重要价值。
以火炉为例，之所以置于蒙古包中心，除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外，它也是建筑布局的“乾坤”。传统蒙古包搭建，第一步即确定“心脏”的位置，将火位木格置于地面，然后陶脑、门框、哈那片等才各就各位，据之依次摆放和拼装。蒙古包搭建完毕，也要先放好“火撑子”，再摆其他家具。
而“心脏”的正上方恰是蒙古包的“头颈”——陶脑，“头颈”与“心脏”上下连通，即可引导炉烟在空气压差中自然排出。
男女座次与家俱的圆周陈设，则充分考虑了生活的实用性。如碗架放在东面，女人煮茶做饭就方便些；马鞍弓箭等物件放在西南角，男人进帐放置十分便利，出门时则可以拎起来就走。
草原民族将自己称为“耶斯给图日嘎坦”，即“毡帐之民”。以自己的住所作为标志，可见蒙古包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。
但无论怎样解读这座草原圣殿，似乎都无法脱离“圆”这个元素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，蒙古包文化本质就是一种“圆形文化”。
这座圆形空间中，不仅承载着人文与生活，也融合着自然与科学，还朴素地反映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则，展开着天地之间的对话。
